對產業轉型與城鄉發展的雙重破解
“特色小鎮”的靈感來自瑞士達沃斯、法國普羅旺斯等國外知名的小城鎮。它們往往擁有著獨特文化、典型產業和魅力環境，具有差異化定位的頭銜和標簽。作為國家戰略而言，它是繼新農村和城鎮化建設之后對于城鄉發展的重大布局，旨在破解產業轉型升級與城鄉協同發展的系統性難題。
這一概念在國內最初于2015年由浙江省具體定義和實踐，指“具有明確產業定位與文化內涵，生產、生活、旅游、居住等功能疊加融合，呈現產業特色化、功能集成化、環境生態化、機制靈活化，具有明確空間邊界的功能載體平臺”。2016年，住建部、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文《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以新理念、新機制、新載體推進產業集聚、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讓特色小鎮上升為國家層面的重大課題，并提出在2020年前將培育1000個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鎮。
我們先從城鎮化發展路徑的角度來分析。首先是非農化，工業集聚的人口促進城市的發展；然后是產業升級，第三產業替代了工業在城市中的地位；同時，面對飛漲地價與環保壓力的實體經濟逃離城市，尋求成本洼地，客觀上促進了產業聚集。
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原主任李鐵曾說，“全世界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在近幾十年也不都一定是在特大城市中出現的，比如微軟是在小鎮，硅谷也不在城市中心區，這些小鎮在創業的時候成本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決定因素。所以創業選擇成本洼地，是特色小鎮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傳統的產業園區，以域內特色資源為基礎，以骨干企業為主導，圍繞資源、產業、產品優勢以及重大項目建設而集聚形成，產業分工明確，協作配套緊密，集群競爭優勢明顯，功能優化布局。同時也面臨著規劃建設滯后和招商機制不活等問題。在這一形勢下，創建特色小鎮，稱得上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有效嘗試，有利于破解經濟結構轉化和動能轉換。中規院李迅副院長認為，培育特色小鎮還應堅持推動小城鎮發展與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區功能相結合、與特色產業發展相結合、與服務“三農”相結合。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繼續推進的今天，作為“產、城、人、文”四位一體的特色小鎮將為城鄉協同發展創造新的增長極。
從產業轉型角度分析
在介紹浙江特色小鎮建設經驗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浙江產業發展的歷史。改革開放之初，浙江確立了發展輕型工業優勢的戰略，隨后將工業發展立足于省內省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循環，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加工型產業結構。至新世紀之初，以“小商品、小企業、大協作”、“傳統產業、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的群落效應的浙江模式浙江享譽全球，其10個行業的產值占全國份額在10%以上。
幾乎每一個市縣，甚至鄉鎮都有諸如諸暨襪業、東陽木雕、寧海模具、嵊州領帶這樣的特色產業，浙江全省范圍內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差異化的產業格局。但是，浙江模式也有著深層次的產業結構性問題。由于產業層次低、競爭力弱，且主要位于產業鏈和價值鏈低端，很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
曾經粗放的發展方式遭遇了新難題。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浙江正在優化產業布局，加快推進傳統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轉變。其主要策略包括：把握培育優勢產業的重點和方向；調整產業空間布局；重視優勢產業人才的培養與引進；促使優勢產業轉向集約發展。而特色小鎮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基于地少人多的現狀與后工業時代的特點，下一階段的城鎮化建設需要集聚性的高密度開發模式。相對獨立于市區，特色小鎮在一個低成本的狀態下圍繞著某個明確的產業定位進行發展，但有別于傳統的工業園區。之前以各類園區為主導的高度聚集區，出現了空間上“產城分離”的狀況，造成了較大的城鄉差距。而通過地域文脈與旅游資源的梳理和重構的特色小鎮，產業可以服務旅游，旅游可以反哺產業，產業和旅游同時帶動民宿、文創等周邊產業的發展，特色小鎮將實現以“文化+產業+旅游+生活”四位一體的協調發展。這是中國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具有創意性的過程。
更為關鍵的是，近三十年來的城市建設造成了中國生產要素單向、不可逆地向主要城市集聚流動的嚴重失衡的現象。換言之，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超級城市和以成都杭州南京武漢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與綜合實力薄弱的中小城市之間的資源鴻溝越來越大。馬太效應式的城市病正在顯現。
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國平表示，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必須也只能選擇以城市群為主導。而破解小城市“空殼化”的困局，最核心的方式還是產業支撐。特色小鎮的發展邏輯，正是依托于大都會區或城市群的集聚和輻射效應，通過周邊地區形成各自“特而強”的產業，變“輸血”為“造血”，促進人口和資源的逆向流動，實現大小城市間、城鄉間、地域間的協同發展和城鄉規劃功能上的有機布局。
從運營模式角度分析2016年12月12日，國家發改委等發布《關于實施“千企千鎮工程”推進美麗特色小（城）鎮建設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加強政企銀合作，拓寬城鎮建設投融資渠道”。隨后，綠城、碧桂園、華夏幸福等紛紛試水。
而事實上，特色小鎮與傳統地產開發有著很大差異，相較于后者的單一品類，前者包括大量配套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土地開發+物業管理+產業經營”的聯動開發和運營模式，參與者和資金來源相對多元。
模式基本有三種：
第一種，產業經營模式。由開發者完全承擔項目，建立產業聯盟，經營小鎮所有項目，并進行產業和股權投資等。
第二種，物業管理模式。建立區域發展基金，將項目股權化，把不同子項目打包給戰略投資者、運營商，聯合開發運營。
第三種，土地開發模式。也就是具有公共性的建設項目的PPP模式。
按照私有化程度高低，PPP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類：
1.BT(build--transfer)“建設-轉讓”模式：建成后由政府回購，付出成本和投資回報。如江西梅嶺鎮。江西建工以全額墊資方式實施示范鎮工程建設。作為回報，梅嶺鎮對476畝土地進行估價后，將與工程建設等價值面積的土地抵押給省建工集團。建設并竣工驗收、移交后，梅嶺鎮交付工程建設資金，否則江西建工直接獲得所抵押土地的所有權。
2.BTO(build-transfer-operate)“建設-轉讓-經營”模式：建成后由政府收回所有權，但給予企業一定期限的使用權，用于收回成本和收益。
3.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建成后由政府收回所有權，在許可期內可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如內蒙古額爾古納市濕地冰泉小鎮建設項目。
4.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設-擁有-經營-轉讓”模式：比BOT的運營收益時限更長，可以延伸到建成后。
5.BOO(build-own-operate)“建設-擁有-經營”模式：建成后完全私有，政府只能購買項目服務。如信陽靈山小鎮。但在特色小鎮建設中使用較少。不過，由于BOO更關注項目長期收益，所以更適合以企業為核心的特色小鎮建設。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開孟認為，PPP強調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由于特色小鎮建設強調產業、文化、環境等各種要素的整合，而政府往往缺乏這樣的運作能力。因此，才需要引入社會資本和專業的投資建設運營商，既避免了政府增加債務負擔和融資受限的問題，更依靠專業化的團隊實現了資源整合與當地發展。
在“公私合作”的格局中，政府應多掌控全局，企業應多關注運營維護。正如國家發改委城鎮化規劃處處長相偉所說，在資金上可采用PPP合作模式，在建設上采用“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的機制，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最大限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企業家創造力和熱情，逐步形成多方參與、良性互動的現代城鎮治理模式。
從地域文脈角度分析
人類學家克拉柯亨把“文脈”界定為“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的式樣系統”。 由于自然條件、經濟技術、社會習俗的不同，人類社會中總會有一些特有的符號和排列方式，形成一個地區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式樣。換言之，建筑形式、城市格局等元素揭示了城市與地域的本質以及該地區人們的精神需求與審美情趣。因而，建筑風貌的尊重和理解，是一個地區建設中對文脈和地域性特色保護的核心問題。
特色小鎮的理念，與住建部“城市雙修”（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等中央新提法，都是對極速城鎮化帶來的“千城一面”式城市病的反省與診治，對于歷史文脈傳承和地域性特色文化保護也具有戰略價值。
在特色小鎮的建設中，至關重要的是定位問題。同樣是水鄉，烏鎮與同里有什么區別？
同樣是古村落，宏村和龍川有什么不一樣？
所以，首先需要挖掘文化元素和打造文化符號，就像旅游宣傳文案式的，如黟縣“世外桃源，畫里水鄉”、舟山“海天佛國，漁都港城”這樣的文化名片。當人們談到黟縣宏村，自然就浮現出被歲月涂染上油畫般印跡的古舊老屋的形象；當人們想到禮拜觀音，自然就聯想到四大菩薩道場的漁港舟山。如果可以達到這樣的清晰準確的大眾認知程度，那么這個定位就是成功的。而前提就是，做出差異化。
差異化的發展，要求主政者和設計者深入地解讀當地文脈。例如對于皖南古村落的開發建設，決不可東施效顰，草率續建，或是生硬地植入旅游開發式的建筑設施。首先要做的是學習古人的智慧。
徽派民居是中國古代建筑群的重要范本。
比如，其依山傍水的村落格局，不只透射出風水的精神信仰，更是滿足農耕和日用的功能需求。再如，“四水歸堂”式的天井院落，不僅限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文化解讀，結合戶前水道、院內溝槽等等學習到古人組織排水、消防蓄水以及凈污分流的生態理念。
另外，總的來看，村落往往經緯縱橫，顯然是經過系統性的規劃，而規劃者往往是當地的士紳。村中的祠堂、牌坊、水池，往往是鄉土社會的公共文化中心。那么，士紳文化與宗族體制所組成的傳統社會機制是怎樣運作的？這些不同的實體空間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這些問題，都應當成為設計的出發點和差異化的著眼點。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層面的意涵，才能打造出真實的地域性場所和文化活動，而不是那些外觀不土不洋、內容不古不新的“假古董”、“假文化”。再加上過去百年里多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嚴重文化斷層，實際上這項工作還是任重道遠的。
此外，應保持原真性，切忌移植。比如通過建筑限高來保證天際線，通過協調立面來統一風貌，都是比較好的舉措。一定要在尊重地域文化的基礎之上，營造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在設計過程中，應保留原住民，保持原有生態。這樣文化才有繼續生長的土壤。否則，在商業驅動之下，由于外來資本的不斷注入，原住民將漸漸被外來的經營者所取代，那么小鎮將漸失地域人文內涵，淪為有投資客打造的盈利機器和文化上的“孤兒”。
方興未艾還是未老先衰？
國家第一、二批公布的特色小鎮合計403個，而目前各省規劃的特色小鎮數量已然破千。馬云正式進軍房地產天貓小鎮落地北京；華夏幸福布局特色小鎮沖擊2000億；華僑城5000億造100座特色小鎮 ；潯龍河生態藝術小鎮，如何用5000萬撬動50億資金；古北水鎮，3年收入7個億；北京市百億重金打造42個特色小鎮；河北將投資2000億建設100個特色小鎮；浙江未來3年將投入5000億培育百個特色小鎮……
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再給另一組數據，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報告，全國縣以上規劃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其規劃容納人口規模達到34億，相當于全球目前總人口的近一半，這個目標讓官方都感到問題重重。新華社撰文對此研究結果作了詳細分析，指出這種規劃脫離實際，提出了“誰來住?”的問題。
我們不禁猜想，特色小鎮的建設會不會成為下一場行政命令下的造城運動？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由于功利短視的政績觀、地方債壓力等等因素，產業園、大學城和新城區建設中出現過很多勞民傷財的錯誤失敗的造城運動。而政府又希望特色小鎮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增長極、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鑰匙，既能有利于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也可以成為實現產業扶貧的有效路徑以及創新創業的重要載體。那么，在特色小鎮建設中，恐怕就要換個思路。
首先，政府不能大包大攬地盲目追求短期政績。傳統產業園區的模式，以地方國企和政府投資平臺為主體，潛藏著巨額債務風險。一些領導貪大求多圖快，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變化，甚至逐級分配任務，完成某些指標。如果忽視特色小鎮應有的培育周期、投資規模、完成數量，而設置過高要求，難免揠苗助長，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爛尾。不可讓特色小鎮成為拿地騙錢的招牌和盲目跟風的競賽。例如，據研究特色小鎮面積一般3-5平方公里（4500-7500畝），核心建設用地1平方公里（1500畝）。那么，規劃和建筑的體量就應當適宜這個“鎮”的尺度。
其次，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特色小鎮的核心是特色產業。有了產業發展，才有就業與服務的支撐。比如，有了旅游產業，才有了對地域文化資源的梳理和發掘。否則，沒有經濟支撐，充其量只是地產商和投資客為“房地產小鎮”畫的大餅，等到泡沫消退后就真的子虛烏有了。對于因創業成本低，在城市周邊集聚人口和產業形成的小鎮，政府應積極使出有利的創新創業扶持政策，鼓勵產業發展。對于人為塑造的游憩、運動特色小鎮，應有所區分，適應當地發展水平和定位。對于由歷史文化形成的小鎮，切勿焚琴煮鶴，一定要尊重文脈。
事實上，我們所提的“城鎮化”，有別于西方的“城市化”，是基于國情所做的調整。由于二元社會結構導致的城鄉差距，不僅為大城市帶來了諸多城市病，更由于對中國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注缺失，出現了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眾多嚴重的農村衰落式的社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特色小鎮一定要改變傳統城鎮化運動的想法和做法。國務院關于新型城鎮化的若干意見上更是明確要求，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建制鎮為支點，搭建多層次、跨領域、廣覆蓋的服務平臺。
未來的特色小鎮，應當以以下三種模式為主：
一是資源整合型。依托資源稟賦優勢和歷史文化傳承，立足傳承與創新，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和生產關系的優化布局。
二是產業集聚型。依托高端要素集聚和產業轉型升級，以最優的政策，培育最具競爭力的核心產業，圍繞單個產業打造完整的產業-城市-科技生態圈。
三是“互聯網+”型。依托互聯網的溢出效應，以高新技術和高端人才為引領，推動技術、項目、資金等各類創新要素快速匯聚，培育以互聯網產業為特色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以科技金融為重點的現代科技服務業，探索“O2O”眾創空間。
曾經窮僻的小城鎮如今站上新的戰略風口。產業的轉移、旅游的助推、歷史文化元素的激活、城市人回歸自然的心理和農村人現代化的心理，這些都為它們發展帶來新的機遇。特色小鎮或將成為打破二元對立式經濟鴻溝的有效途徑。當然，是方興未艾還是未老先衰，不僅要看頂層設計的理念初衷，更要看各級政府的解讀與執行。
